近年来“能调则调、当判则判”到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，再发展至诉前调解、立案调解、委托调解、诉调对接的“大调解”结局，“逢案必调”，调解手段交织渗透，调解已成为当前民事审判方式的主导。在法院内部，调解率指标权重较高，且调解意识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法官心中，所以只是法律理论界及实务界出现一个声音：法院是否沦为调解组织之嫌？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应深入理解调解的真正含义，并理性审视法院调解制度的合理定位，赋予其新的深层次的时代意义，使其恢复恰当的地位，焕发出应有的内在价值。对此，笔者郑雅倩建议：

一、建立调审相对分离的诉前与庭前调解模式

    即将调解主要设置在诉前及庭前准备阶段，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。对于调节前置和当事人提出诉前调解申请的案件，应明确规定调解时限，调解必须在这一时限内进行，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设立自动转立案程序，而不是无限期搁置，将其放在诉前系统里不予处理或有选择性地立案。对于已经进入审判程序的调解，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，或法官认为有必要进行调解的，可主持调解，调解时间和调解次数也应明确，调解不成的，应重新启动审判程序，这样能给予办案法官以心理紧迫感，防止诉讼拖延。

二、重新定位和分工法官

    将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，即一部分法官专门进行调解，一部分法官专门进行审判。对于专门调解的法官应精挑细选，选择说明能力强、调节手段多样、熟悉社风民意、调解手段多样的法官，赋予其角色定位，使其成为“术业有专攻”的调解型法官。对于专门审判的法官应选择专业能力强、有审判精神的审判型法官。

三、重新界定“调解优先”的使用范围

    “能调则调、当判则判”，调与判不可偏废，坚持调判结合的司法观是不二的选择。在民事诉讼中有必要根据案件的简繁程度、标的额等因素进行程序分流，确定不同的使用程序。在使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和不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作出界定，以防止法官久调不决、无限期拖延诉讼及在根本不适合调解的案件上反复运作的现象，使“零判决”这种明显带有违司法规律的不正常现象从源头上得到遏止。

四、进一步规范与明晰调解过程

    对于诉讼调解的期限，可通过立法予以明确。同时，进一步规范调解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地位和职能。在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的过程中，法官应保持中立、公正，在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提出合理的调解方案并不断整合、对调解过程中存在的对话能力失衡的情况进行释明权、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审查确认程序进入审判程序，调解中的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和意见不应带入诉讼程序中。

五、完善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

    法院在立案审查方面应更趋严谨，对于突然涌入的案件应予以警惕，不应在一味盲目追求高调解率的前提下，放松审查，而应由本院及上级法院的审判管理部门定期评定。着眼于考评短板，修正完善现有的调解考评机制，重点考察调解的质量而非数量，避免机械化考评的弊端。

    调解的好处并非它一定是比判决好、更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方式。无论是哪种调解，其功能都在于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了判决之外的其他选项，增加了他的比较和选择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机会，可以降低他和社会解决纠纷的费用。判决和调解之间有一种长期的制度互补又相互竞争的关系。我们应追求的并不是调解在结案方式中所占比例的不断攀升，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高调解率的神话，而是它的更趋合理性和人性化，是该项制度的日益优化。相信通过一代又一代法官锲而不舍地摸索实践，该项制度将更加完善健全，进而在法治进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